美国人文博士大裁撤与人文学科的危机
当国内的张雪峰因质疑大学文科价值而陷入舆论风波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高等教育界正经历一场拳拳到肉的文科“大裁撤”。
据《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10月21日消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将在未来两年内将理科院系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削减75%以上，艺术与人文学院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减少约60%。尚不清楚社会科学学院的缩招规模，但其下属的部门院系将缩招50%至70%。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老校门。
相对于哈佛的全面“开刀”，其他大学的缩招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根据《布朗每日先驱报》（The Brown Daily Herald）10月15日报道，为完成预算缩减目标，该校管理人员已通知至少六个系的负责人暂停博士项目招生。根据这些系的网站信息，埃及学与亚述学系、古典学系、人类学系、法语与法语区研究系、德语研究系和意大利研究系将于2026-2027学年停止招收第一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展开剩余93%今年8月，因财务失衡，芝加哥大学全面停招2026-27学年人文社科博士，引得《大西洋月刊》的泰勒·奥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发文哀叹：“如果连芝加哥大学都不再捍卫人文学科，还能指望谁呢？”在他看来，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比芝加哥大学更重视文学、哲学、艺术和语言的研究，更真实地保存它们的精神，更执着地追求它们的边界。
这几所院校的缩招或停招仅是全美人文学科大衰退的冰山一角。与哈珀的哀叹不同，10月29日，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马达莱娜·阿尔维（Maddalena Alvi）在《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网站刊文认为，暂停博士学位入学是变相的祝福，人文学科博士的过剩已经破坏了就业市场，而上述机构正在以务实的态度应对当前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危机。
阿尔维引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已获博士学位调查”数据：2024年，美国人文类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仅有57%明确表示有相关职业规划，而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获得了与学术相关的工作。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大卫·A·贝尔在2023年所写：“在我2016年之前完成博士论文的10名学生中，除了1人之外，其余人都获得了终身教职岗位。……自2016年以来完成论文答辩的8名学生中，至今只有1人获得了终身教职岗位。”
阿尔维表示，最近几周，其社交媒体动态上充斥着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关于经费削减和大学职位裁撤的抱怨。裁员浪潮席卷各地，波及学术和行政岗位，而非终身教职岗位则更容易成为特朗普政府经费削减的牺牲品。
阿尔维认为，这并非全新现象，也并非美国独有。学术职位危机是一个长期积弊、愈演愈烈的问题，并在近期席卷欧洲的罢工活动中达到高潮。除了经费削减，一代年轻学者正大声疾呼，要求改变那些系统性弊病，例如岌岌可危的地位、被剥削的处境以及权力滥用。
因此，她认为，在当前危机日益加剧、政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暂停招生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决定。攻读人文学科博士学位本身就像一份需要投入金钱的工作。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数据，2020年，40%的人文社科博士生主要依靠教学获得收入，20%主要依靠个人积蓄，而37%则主要依赖助学金或奖学金。然而，即便是最优厚的奖学金，也无法让博士研究人员完全摆脱经济压力。他们常需自费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例如赴国外查阅档案资料，或参加及组织学术会议。在一个人才济济的就业市场中，这些额外的资金支持恰恰是年轻学者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马达莱娜·阿尔维（Maddalena Alvi）
考虑到美国当前已实施及计划中针对艺术与人文学科资金的削减，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浮现了：这已不再仅仅是新入学的博士们未来能否找到工作的问题，而是他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自己完成博士学位。
数年前，人类学家艾玛·奎尔蒂（Emma Quilty）在推特上写道：“读博士就像在拼一幅十万块的拼图，但没有参考图。更糟的是，这些碎片还在不断变形变色，而整个房间还着了火。”多项研究指出，博士阶段的学术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堪称“高危”。如今，裁员风潮涌动、经济政治危机迭起、生活成本持续攀升，更让博士们的工作状况雪上加霜。
阿尔维也承认，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注定充满挑战，但手握完备工具迎接挑战，与正当你启程之时却发现手中的地图（资金）和目的地（就业机会）正在眼前消失——这两者之间实有天壤之别。
阿尔维表示，她从未后悔攻读博士学位。作为欧盟公民，她在英国脱欧后开启博士生涯，在疫情隔离期间完成论文写作与答辩，并亲历了人文学科面临的资金与职位危机。但即便如此，她也不会在条件看似更为严苛的美国开始博士深造——尤其不会建议任何寄望于借此找到工作的人走上这条路。
阿尔维反驳了历史学家艾达·帕尔默（Ada Palmer）在《纪事评论》（A Chronicle Review）发表的观点：“此刻正是开启博士生涯的最佳时机。”后者认为，深度技能将永远被需要。阿尔维表示，她实在不明白，为何有人会自愿接受一种高度专业化和限制性的训练——一种本被设计为职业准入门槛的训练——仅仅是为了培养所谓的深度技能？帕尔默认为，博士学位的持有者总会有些市场需求，这一点没错，但她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种需求的实际水平究竟能有多高？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博士供过于求的局面，而现有的职位往往薪酬偏低且缺乏工作保障。在美国，2016年所有教职岗位中，有高达73%都不在终身教职的轨道上。这一状况至今未见改善。曾经，勤奋努力能换来一个终身职位。如今，它却让博士生们迅速滑向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境地。当职业安全不复存在，付出也得不到相应回报时，新近毕业的博士们只能听任一个其招聘实践充斥着个人偏好、人情关系和跟风思维的体系的摆布。
阿尔维继续论述道，尽管学术职位稀缺，仍有一些支持扩大博士培养规模的人会提出，博士学位最终仍能带来学术界以外的工作机会。当然，博士学位确实可以带来这些积极的结果，但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策略是说不通的。在耗费数年光阴之后，才加入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大军，进入一个市场——可悲的是，在此类市场中，哲学这类知识并不能提供任何竞争优势——这可能会变得异常困难。
阿尔维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很可能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微软近期的研究表明，最可能受人工智能冲击的40种职业中，包括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高校图书馆学教师。同时上榜的还有口译员、笔译员、作家、撰稿人、新闻工作者、编辑和档案管理员——这些职位恰恰曾是应届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非学术就业方向。这并非说未来将不再需要富有创造力和原创性的思想者，而人文学科的学生往往正是这样的人。然而，眼下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调整阶段，在此阶段，人工智能更可能导致岗位冗余，而非创造新的机遇。
阿尔维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应当得到支持与保护，但不能以牺牲毕业生的职业尊严与经济独立为代价——不应让他们耗费数年去追求一条无法给予这些回报的道路。在理想情况下，阻止某人进入他们梦想的学术殿堂或许有失公平。但在现实世界中，对于理应拥有更严肃而切实前景的一代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因祸得福。
阿尔维最后写道，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及哈佛大学所作出的决策，无疑是对人文学科现状一次迟来但必要的坦白。学术界的沉疴积弊已久，且未见丝毫好转。以诚实和务实的态度审视人文学科的真实处境，才是迈向变革与重塑的第一步——而为了人文学科的未来，这种变革已是刻不容缓。
人文学科在今天遭遇的危机，与整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同频共振，与人工智能的冲击、政治的极化、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分裂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正如阿尔维自己所言：“这并非全新现象，也并非美国独有。”人文学科的危机深埋在其现代性的基底之中。古典知识来源于完全没有功用的东西，是人在闲暇中超越功利的思考。真理是高于人的存在，我们对其只有满怀敬意的探索与观望。而现代大学体制将古典知识理性化、工具化了，这就是马克斯·韦伯一百多年在慕尼黑大学的经典演讲《以学术为业》（或译为《科学作为天职》）所要讲述的故事。
韦伯是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另外两个是马克思和涂尔干）中，对现代性最为悲观的一个，他认为，理性化把现代社会铸造成了一个“铁笼”。
现代学者不是古代的哲学家，而是庞大的学术机器里的一个部分，是学术制度里的一个环节。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都不是这样的体制内形成的，在古今转圜之间，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也非出自大学——斯宾诺莎宁愿以磨镜片为生，也不愿接受海德堡大学的教职。要等到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的时代，伟大的哲学家才在大学里产生。哲学思考与大学体制的结合，是近代的成果。而随着这个体制的推进，所有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需要制度、组织和经济基础的支持。因此，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世外桃源或象牙塔，它是科层制的，与政界、商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学术升迁能够仅仅通过学术能力来决定吗？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经济上、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在学术上也是不可能的。
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内外事态都在崩溃瓦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人文学科的危机几乎有其必然性。于当政者而言，与整个时代的危机相比，文科危机并非当务之急，所以特朗普能以一种蛮横又轻飘飘的方式削减学术预算（当然，即便是当务之急，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张雪峰也可以用一种轻佻的口吻臧否文科。只是，在现代性的铁笼之中，“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人文博士们并没有底气说出：“请你让开些，别挡住我的阳光。”
因此，阿尔维的观点才显得格外清醒而绝望：“不应让他们耗费数年去追求一条无法给予这些回报的道路。”
科技右翼的《指环王》情结与幻想作品的“误读政治”
汤米·罗宾逊是“刚铎强人”吗？
10月29日，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送了一则推文，他说道：
“托尔金笔下的霍比特人，指的是英格兰郡县里那些温和善良的居民，他们对远方正在发生的种种恐怖之事浑然不知。
他们之所以能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强悍的刚铎战士的庇护。
如果非法移民的浪潮得不到遏制，那么那个在遛狗时惨遭残忍杀害的善良男子的遭遇，将会在整个英格兰重演。
现在是英格兰人与像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这样的硬汉结盟，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了，否则他们必将灭亡。”
马斯克所指的事件应当是近日发生在伦敦西部Uxbridge地区的一起三人遇刺伤亡案件，其中，一名49岁的当地居民当场身亡，当时他正如往常一样在遛狗。案发后，一名22岁的阿富汗籍男子因涉嫌杀人在现场被捕。英国内政部表示，该嫌疑人几年前藏身于一辆货车后部进入英国，而后申请了庇护，并于2022年获得批准。尽管马斯克在推文中将本次案件与非法移民潮直接联系起来，并将其用作政治号召，但警方尚未将此案定性为移民问题或恐怖主义。
汤米·罗宾逊（本名Stephen Yaxley-Lennon）
而被马斯克比作《指环王》中的刚铎“强人”的汤米·罗宾逊（本名Stephen Yaxley-Lennon）是英国极右翼人士、极右翼组织英格兰防卫联盟（EDL）的创始人，也是当下最引人注目的反穆斯林、反移民运动人士之一。今年9月13日，罗宾逊在伦敦发起了名为“团结王国”（Unite the Kingdom）的反移民抗议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路透社称这是英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右翼示威活动之一。其间，马斯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现身”集会现场，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并呼吁英国民众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在本月中旬，罗宾逊因拒绝向警方提供手机密码被指控涉嫌违反《反恐法》，他声称马斯克已为他的法律辩护提供了资金资助。
尽管马斯克资助罗宾逊的具体细节尚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位亿万富翁与当下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极右翼活动家之间的某种“盟友”关系已具公开性。根据半岛电视台、《连线》杂志等媒体的报道，马斯克不仅通过X平台频繁对罗宾逊的推文进行点赞、转发，还在罗宾逊因诽谤叙利亚难民入狱时多次呼吁将其释放。2018年时，罗宾逊曾被X平台（当时名为Twitter）封禁，但同年马斯克收购X后，他被允许重返该平台，目前已拥有近180万粉丝。
在马斯克力挺罗宾逊的文字背后，这位亿万富翁以经典作品《指环王》来比喻和介入当下欧洲政治乱局的行为也颇值得注意。刚铎在《指环王》世界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马斯克把英国民众称为天真而安逸的霍比特人，把极右翼领袖称为庇护夏尔的“刚铎强人”“刚铎硬汉”或“刚铎猛男”的修辞策略又意味着什么？
科技右翼和保守精英对《指环王》的误读与利用
基于马斯克的言论，Vox高级文化记者康斯坦斯·格雷迪（Constance Grady）在10月31日的文章《右翼分子痴迷于，但他们根本不理解它》中批判了美国科技右翼和保守派势力对这一著名奇幻作品的误读。
文章开头即不无嘲讽地声明：“在当下身为美国人的诸多屈辱之一，便是科技右翼和保守派统治阶级不断将极客文化奉为圭臬，却又故意无视这些文化符号所传递的最基本信息。这些自诩聪明的人竟然如此缺乏阅读理解能力，着实令人深思。简而言之，这些人是蹩脚的极客。他们最容易误读的文本或许就是《指环王》了。托尔金这部备受喜爱的奇幻三部曲探讨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和死亡的必然性。然而，右翼却不断将其用作寓言，以此论证为何应该赋予权势者更多权力，以及人类应该永生。”此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美国新右翼将托尔金笔下的中土世界作为自身权力正当化的背书，但却忽略了《指环王》作品本身反思权力、重视谦卑与死亡意义的精神内核。
在作者看来，马斯克的推文借用《指环王》想说的是：天真的霍比特人代表着当今美国和英国的平民百姓，他们浑然不知自己正遭受着邪恶势力的威胁，即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正在“入侵”两国。阻止这一切的办法，就是霍比特人必须与刚铎王国的强硬派结盟，否则他们所熟悉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将彻底不保。而这里的“刚铎强人”，便是马斯克、汤米·罗宾逊所代表的在现实世界中掌握着资源与权力的反移民者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
但马斯克并非新右翼阵营中利用《指环王》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唯一一人，他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或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格雷迪在文中还提到了其他几个案例，展示了右翼如何挪用《指环王》文本将其用作政治象征工具。
例如，受到马斯克启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在10月30日的X推文中发布了一张海报，它使用了《指环王》电影中霍比特人梅里（Meriadoc Brandybuck）的头像，并印上了梅里对另一位霍比特人所说的台词——“不会再有夏尔了，皮平。”这实际上是一则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招聘广告，海报上方的配文只有一句话：“棋局已定，棋子已动。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时代的伟大战役。”（“The board is set, the pieces are moving. We come to it at last, the great battle of our time.”）这句话同样来自《指环王》，发生于巫师甘道夫和洛汗国王希优顿的对话。这一“没有夏尔，就没有家园”的表述，暗示美国民众若不支持ICE的移民执法，便会“失去家园”。
图片来源：Homeland Security的X推文
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则曾表示，《指环王》是他走向保守主义的根本，以至于他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命名为“纳雅”（Narya）。纳雅是托尔金笔下的一种魔戒，属于强大的“精灵三戒”之一，它的主要力量是保护、医治和激励人心。实际上，万斯的导师、特朗普的早期赞助人、被称为“硅谷教父”的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也以托尔金笔下的一种魔法金属“秘银”（Mithril）命名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而蒂尔的另一家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格雷迪眼中“特朗普用来监视美国民众的人工智能平台”——则以“真知晶球”（Palantir）命名。这件魔法神器实际上是《指环王》中的反派索伦用来监视和欺骗中土世界人民的工具。这些明确受到托尔金作品启发的命名，似乎揭示了金融与科技右翼将幻想世界中的权力符号转译为现实资本与技术权力的毫不避讳的野心。
蒂尔在2023年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宣称，他至少读过十遍托尔金的三部曲，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指环王》中的精灵族与人类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精灵是天生不朽的。于是蒂尔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精灵呢？”他曾多次谈到自己对于延长寿命，甚至是永生的渴望。这种渴望同样藏在马斯克创立Neuralink脑机接口技术公司的投资背后。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托尔金的世界中，会发现西方科技右翼与保守派统治阶层对于《指环王》的鼓吹与引用，与其说是一种肤浅的不理解，更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和曲解。
在托尔金的故事中，代表至高力量的魔戒象征着权力对人的侵蚀与腐化，而非正义的工具。以霍比特人弗雷多为核心的护戒远征军所展开的冒险之旅的最终目的是销毁魔戒，而非拥有魔戒。正如格雷迪指出的：在托尔金的书中，击退邪恶势力、拯救夏尔的并非刚铎的勇士，而是那些温和友善的霍比特人。他们是唯一能够佩戴至尊魔戒的种族，因为他们天性谦逊，不求上进。他们只想过着平静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享用茶、烤面包和果酱，因此能够抵挡住魔戒及其力量的诱惑，最终将其摧毁。刚铎的勇士所能做的，就是永远不要触碰魔戒，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拿起魔戒，就无法抵挡诱惑。解决之道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拒绝权力的诱惑，并以谦卑之心奋起反抗。
至于刚铎，它是托尔金神话世界“中土大陆”上最重要的人类王国之一，是努门诺尔人的后裔所建立的文明中心。在《指环王》三部曲中，刚铎被描写为一个昔日辉煌但逐渐腐朽的帝国。它的国王血统断绝，摄政王则偏执而绝望。可以认为，刚铎代表着人类骄傲的巅峰，也代表着堕落前的最后光辉，它是人类文明的残影，又葆有人类希望的火种。刚铎确有骁勇善战的勇士，但托尔金笔下刚铎真正的“英雄”并非以武力保护过霍比特人的硬汉，也非在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的战士，而是能拒绝魔戒力量诱惑的人。刚铎摄政王的长子博罗米尔充满勇气，但他在护戒征途中终于未能抵挡诱惑，企图夺取魔戒以保卫刚铎，幡然醒悟后牺牲于激战之中；而博罗米尔的弟弟法拉米尔则领悟到魔戒并非刚铎的救赎之道，用行动证明了人类可以选择拒绝权力与力量的诱惑，更鲜明地体现了人类高贵的节制与智慧。托尔金借刚铎阐述的核心命题或许是，人类的勇武若不为谦卑与节制所引领，将导致可怕的毁灭。
而关于死亡与生命的主题，《指环王》实际上讲述了人类试图像精灵一样获得永生，却最终被这种无法克制的欲望所腐蚀和伤害的故事。格雷迪写道：“他们要么变成亡灵，要么陷入疯狂。他们执着于对生命的怪诞扭曲的理解。在这些书中，死亡被称为‘人类的礼物’。正是它赋予了人类的生命以形状和意义。精灵天生永生，但试图获得永生的人类，如同那些渴望权力的人一样，注定会堕落。对托尔金而言，死亡是一种礼物，而非令人恐惧、避之不及之物。”
因此，在马斯克的推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将托尔金对于“谦卑者之勇气”的赞颂改编为强者保护弱者的秩序神话。《指环王》中刚铎猛士的“保护”行为是出于责任与同情，而非某种既定的权力结构，而马斯克却把这种“守护”的伦理改写为一种强权逻辑甚至是“统治”的逻辑，并将其转化为对“必要的暴力者”的辩护——只有“硬汉”才能保护和维系人类文明。马斯克一贯推崇男性气质，他在汤米·罗宾逊身上进行的某种“硬汉政治”或“强人政治”的情感动员，也契合他的自我形象与粉丝认同。这种转译借由具有史诗性的幻想文学隐喻唤起了一种对于“失落的力量感”的激情，进而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度简化为“硬汉 vs 懦夫”“先进 vs 落后”“文明 vs 野蛮”的二元结构。
此外，马斯克把英国现实中的非法移民问题类比为“魔多势力的入侵”，把民族纯洁与安全感进行了某种神话化。这与托尔金的意图恰好相反——尽管托尔金也被一些人称为“右翼”（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支持弗朗哥政权），但对于种族主义他是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的。1940年前后，托尔金收到了第三帝国出版社关于《指环王》德文版的出版请求，出版社要求他在书中加入与“雅利安”相关的种族主义内容。他在回信中以辛辣的讽刺回应，明确拒绝将种族理论纳入作品，并拒绝继续合作。因此，如果将《指环王》用于某种白人民族防卫修辞，将右翼民粹行动塑造成史诗英雄，无疑是对其作品精神的背离。
理解托尔金，恰恰要警惕这种把“刚铎强人”“刚铎硬汉”变成现实政治符号的有意误读的冲动。因为在《指环王》的宇宙中，当人类自以为是中土世界的救世主时，他们距离索伦的阴影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从英雄史诗到科技乌托邦的“误读”多重奏
最后，值得延伸的一点是，如果说马斯克等科技右翼对于《指环王》的喜爱与征用体现了某种英雄主义式的权力与秩序崇拜，那么他们对于当代科幻小说的误读与挪用则体现了对某种科技乌托邦和技术救世论的信奉。
在2018年发布的一条推文中，马斯克宣称：“我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像伊恩·班克斯所描述的那种人。”格雷迪在先前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探讨过马斯克对于英国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Iain M. Banks）“文明”（Culture）系列科幻小说的误解。
对“马斯克为何喜欢《指环王》和‘文明’系列小说”的探讨，实际上触及了当代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幻想类文艺作品（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星球大战》等）已经成为政治身份和身份政治建构的重要素材，右翼与左翼都在其中争夺对象征意义的重构与控制，并通过不同的“误读”创造着各自不同的合法化机制。左翼强调反权力、反殖民、共同体等等，右翼则强调秩序、英雄、文明对抗蛮荒等等。阅读和阐释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而这种当代新媒介生态下由科技右翼与保守精英主导的有意误读，更是成为了某种新“神话学策略”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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